“日本人乘坐挂白旗的飞机来乞降”

1945年8月21日，日本投降代表降机落地后，乘坐插有白旗的降车驶往指定地点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8月21日，一架漆皮脱落、黄绿斑驳的专机飞抵湖南芷江机场，飞机上的乘客一行8人，为首的正是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。

这，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芷江洽降。“今井武夫坐着一架挂白旗的飞机来的，他下来坐的汽车上都有面白旗子。”当时在国民革命军新六军任营长的赵振英正在芷江地区布防，目睹了事件全过程。

同样的亲历者，还有在湖南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任中尉排长的于文瑞，当天正是他女儿满月的日子。2015年8月，这两位抗战老兵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采访，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芷江洽降亲历记。讲述者于文瑞

年龄：100岁番号：国民革命军宪兵十团

职务：中尉排长重大事件：亲历芷江洽降及南京受降仪式，并担任南京受降仪式现场警卫。

从军经历：1937年考入南京宪兵学校第七期，毕业后分配至国民革命军宪兵十团。赵振英

年龄：98岁番号：国民革命军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

职务：少校营长重大事件：亲历芷江洽降及南京受降仪式，1945年9月9日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担任会场警戒工作负责人。

从军经历：黄埔军校14期学员，1939年加入54军，1944年任中国驻印军第14师40团1营营长，后归辖新六军。

“日本已没有攻击力量”

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，湘西边陲小县芷江也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沉浸在狂欢中。

赵振英说，战争结束前4个月，日军刚发动了大规模的“芷江作战”（即湘西会战），结果惨败，死伤近两万人，芷江因而被称为“日军的葬身之地”。

赵振英的部队，当时正在芷江地区布防。

“我们从云南沾益乘飞机到芷江，准备跟日军作战，可是到那以后，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攻击了，我们就在芷江等着，终于等到好消息。”赵振英说。

当时，于文瑞正在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担任中尉排长。

“8月15日晚上，从广播里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日本芷江投降彩照，大家都非常激动。”于文瑞说。8月18日，蒋介石急电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，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，并规定了前来参加芷江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人数（不超过5人）、飞机航线、乘坐机型、飞行高度、飞行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、联络方法等。

8月19日，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，除提出蒋定的地、空联络呼号周率、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，其余均表示“依照尊电办理”。

8月19日，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人员由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率领，从昆明到达芷江。与此同时，芷江城内有关布置工作加紧展开。

于文瑞说，当时芷江城张灯结彩，扎有巨大V字的牌楼矗立在城门口和主要道路上。沿机场到城内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，每隔一段就并排站着武装宪兵。

全城争睹日军乞降飞机

8月21日，正好是于文瑞女儿满月的日子。“上午10点，芷江上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。冈村宁次的副官今井武夫所坐降机的尾巴上，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带，中方几架战斗机起飞，前后左右监视着日军洽降飞机。”于文瑞说，他和妻子抱着女儿跑到街上，芷江几乎万人空巷，“男女老幼都想亲眼看看日军投降的过程。”

“今井武夫坐着一架挂白旗的飞机而来，他坐的汽车上也挂着白旗。”赵振英说。

洽降仪式进行了两小时，双方交换了无线电联络时间和呼号波长表，今井武夫呈交有关图籍表册，肖毅肃宣读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。

8月23日，何应钦来到芷江，会见今井并作了一些安排。会见后今井武夫飞往南京。8月26日，何应钦发布命令，划分16个受降区并确定了受降主官，随后又到各受降区视察。

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受降区设在南京，定于1945年9月9日举行受降仪式。8月27日，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奉命前往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，做准备工作，赵振英和于文瑞随同前往，参加警戒工作。

坐挂白旗降车绕场一周

今年4月，日本芷江洽降的彩照首次对外公布。照片上，既有日本投降代表下机后乘坐插有白旗的降车，绕场一周示众，也有芷江全城欢庆抗战胜利的场景，还有美国大兵展示登有日本投降消息的外文报纸的细节。

这些照片由当年的美国飞虎队员约瑟夫·德拍摄，现年89岁的他向芷江捐赠了223张反映当年中国抗战的历史照片，其中32张展示的是日本在芷江向中国人民乞降的历史镜头。

为纪念抗战胜利，缅怀先烈，1946年，在洽降地点芷江七里桥修建了“纪念坊”。

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

老兵亲历/参加南京受降是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

1945年9月9日，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礼堂举行，这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抵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胜利。

时任国民党新六军14师40团第一营少校营长的赵振英，当时是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，也是当时“会场内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。”

时任国民革命军宪兵十团中尉排长的于文瑞则作为带班警卫，带领3名宪兵站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，负责警卫工作。

“亲历南京受降，这是中国参战军人的最高荣耀。”两位老人说。

2014年7月7日，在纪念卢沟桥抗战爆发纪念仪式上，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抗战老兵赵振英，并和他握手。

赵振英回忆，投降签字仪式的地点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。从礼堂门口一直到外面大街上，每隔50米就竖着一根旗杆，旗杆上挂着同盟国中、美、英、法、

苏国旗。

“每根旗杆下，都站着一个全副武装、精神抖擞的第一营士兵，身着美式军装，戴着钢盔与白手套，背军用背包，手持美式冲锋枪。为防止走火，枪膛里没上子弹。”赵振英回忆说，“我当时站在日本七个投降代表大概左后方的位置。”受降地中央军校作了专门布置，大礼堂正门上方的塔楼上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“V”字以示胜利，下面悬着一块红布横幅，上面贴着“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”14个金字。

于文瑞说，作为带班警卫，当时他带领3名宪兵站在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签字台出入口。

赵振英回忆说，仪式从当天9点左右开始。8点52分，时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等5人走进会场落座。8点58分，日本投降签字代表、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及参谋长小林浅三郎等人步入会场，站在签字台后面，向中方人员深深一鞠躬后，落座聆听“受降宣言”，而后日本芷江投降彩照，由指挥官命令他们签字。

于文瑞回忆说，当时日本人就跟丧家犬一样，低着头、弓着身子进入会场，见到中国人都双手贴膝鞠躬。

“那时的感觉，就是两个词：光荣、扬眉吐气。”于文瑞说。

“受降仪式结束几天后，南京举行军民大庆祝活动，军民上街游行，全南京锣鼓喧天、彩旗飘扬。”赵振英说，“我还记得，在游行的队伍中，曾骑着一匹大马，走在第一营的队列最前面，现在想想真的是很威风。” 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